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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托管人真的要为基金亏损买单吗?线年底的“华软新动力私募资金挪用案”引发行业关注。在该案中，部分投资者在追究基金管理人责任的同时，将托管银行列为被告，但大多数案件因“无法证明托管人存在过错”而败诉。这反映出私募基金机构普遍面临的困惑：在资金挪用或基金亏损情况下，托管人承担哪些法律责任？机构应如何在基金产品设计和投后管理中合理安排托管角色，降低法律风险？

　　本文将从责任性质、法定边界及机构维权实务三个维度，对托管人责任进行系统梳理，提供机构可操作的风险控制参考。

　　在私募基金运作中，部分机构存在一个常见误解：认为托管人与管理人属于“共同管理基金财产”的关系，应当对管理人的违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然而，从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这种理解并不准确。

　　只有当托管人与管理人存在共同行为并造成损失时，托管人方才承担连带责任（如双方串通挪用资金）。若系管理人单方违规，托管人并不自动承担赔偿责任。

　　·安全保管基金财产：确保账户资金不被擅自挪用，对划拨指令进行合规性审核。

　　·监督管理人投资运作：对管理人划款及交易指令进行审核，判断是否符合基金合同约定。

　　·复核财务与信息披露：核实基金净值及财务数据的准确性，监督管理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相比之下，管理人职责集中于基金投资决策和相关信息披露。两者分工独立、边界清晰。法律明确规定，只有在托管人与管理人存在共同行为的情况下，才可能认定托管人承担连带责任；管理人违规并不会自然延伸为托管人的法律责任。

　　在多地司法判例中，法院普遍强调：判断托管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关键要看其是否违反了法定或约定义务，而不是是否与管理人“共同操作”。

　　例如，在“阜兴系私募集资诈骗案”中，管理人通过伪造投资项目合同挪用资金。托管银行在接到划款指令时，仅从形式上审核了相关签章及手续，无法实质核查标的真实性。最终法院认定，托管人未违反其应尽的审核义务，不承担赔偿责任。

　　将托管人视为“共同受托人”的观点，实质上是混淆了保管监督责任与投资管理责任。

　　托管人并非完全免责，但只有在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且与投资者损失存在因果关系时，才需承担赔偿责任。实务中，以下三类情形最常见：

　　案例显示，私募管理人将1.2亿元基金资金挪入实际控制人账户偿还个人债务，托管银行未要求提供投资项目证明即同意划款，法院判决托管人承担30%补充赔偿责任。

　　托管人需监督管理人的投资运作是否符合基金合同，如明知违规仍未制止，则可能担责。例如：

　　某案例中，合同规定“不得投资单一标的超基金净值20%”，管理人违规投资80%，托管人未提出异议，法院判决托管人需赔偿投资者20%损失。

　　托管人需复核管理人披露的财务数据和净值，若未复核导致虚假披露，也需担责：

　　在司法实务中，投资者若因误解托管人责任而盲目提起诉讼，往往难以获得支持。通常而言，以下四类情形下，托管人并不承担责任：

　　托管人的审核义务主要是形式合规性审查，而非实质判断。例如，管理人提供的投资标的若本身虚假，或涉及集资诈骗等行为，托管人仅需核对交易指令是否符合合同约定与资金划拨流程。其职责并不延伸至对标的真实性、商业价值或合规性的逐项核查。

　　基金财产因市场波动、股市下跌、债券违约、流动性风险等非托管人可控因素而受损时，托管人无需为此承担责任。这类风险本质上属于投资固有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托管人对财务会计数据负有复核与监督职责，但并不对管理人披露的所有非财务信息（如业务前景、经营预测等）真实性负责。只要托管人已完成对财务数据的复核并保证披露程序合规，就不因管理人单方面的信息披露违规而承担责任。

　　在基金合同或托管协议中通常会明确免责事项，例如：因不可抗力导致的损失、管理人提供虚假或隐匿资料、非托管人可控的第三方账户资金被挪用等。此类风险不属于托管人应当承担的职责范围，法律与合同均予以豁免。

　　托管人并非天然免责，如果其确有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的行为，投资者或机构有权提起诉讼。但要实现维权，诉讼材料必须能够形成“托管人违反职责 + 损失结果 + 因果链条”的完整闭环。通常应重点准备以下几类证据：

　　·交易对账单、时间线证据：证明损失的发生与托管人未尽职行为之间存在直接或高度关联。

　　·专业机构鉴定意见：在复杂案件中，可通过审计或法律鉴定报告建立“托管失职—损失扩大”的逻辑链条。

　　·管理人或托管人书面承认材料：如邮件、会议纪要、监管回复等，可直接作为责任确认依据。

　　·投资决策链条复盘：证明托管人应当发现异常但未尽到监督义务，从而排除单纯归责于管理人。

　　托管人责任诉讼的成败，关键不在于“基金亏了多少”，而在于能否精准锁定托管人违反了哪些义务，并建立因果关系链。缺乏核心证据的盲目起诉，不仅容易败诉，还可能增加机构自身的诉讼成本与商誉风险。

　　综上所述，托管人在基金体系中的职责核心在于“保管与监督”，而非“共同受托人”或“连带担保人”。厘清这一边界，不仅有助于避免投资者的误解与盲目诉讼，也能为机构在维权实践中提供更为清晰的路径。对于机构而言，真正有效的维权，不在于泛化托管责任，而在于精准识别托管人是否存在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的行为，并以充分证据建立因果关系。

　　开篇提出“托管人与管理人职责分工”的核心逻辑，正是全文的落脚点：理解托管人该负责什么、不该负责什么，既是合规经营的前提，也是理性维权的基础。唯有责任归位、各司其职，才能在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同时，维护整个私募基金行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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