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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看了个攻击南京照相馆的奇文，一个研究历史的对影视作品如此定调，不知道他怎么看大改特改的美国战争剧《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细细的红线》这些？哪怕《兄弟连》，里面改动历史情节的可太多了。这种调调，恰恰和815前后，南京城内外发生的事情形成呼应：有的人自觉最大遗憾是没生在日本。

　　80年前的今天，中国军队来到南京城下，却又被迫离开，同一天南京发生的事情，最终让一个少将“军统”特务，最终变成了一个为革命牺牲的地下党烈士。

　　或许这正是《南京照相馆》更好的续集：万一，中国赢了呢？有的人没能见证胜利，有的人不配胜利

　　原侵华日军士兵高桥四郎的回忆录记录了1945年8月15日当时日军的恐慌。8月15日晨，高桥随部队被紧急部署到“中国派遣军”司令部附近的“大环岛”（即今南京鼓楼转盘），日军接到的命令是：“新四军正前往南京，必须死守此地。”日军官兵接令后十分紧张。高桥随即想起两天前在南京郊区演习时，曾看到对面山峰棱线上有军队举枪与他们对峙，原来，这些是新四军。

　　这支部队是新四军第二师组建的南京支队（又称江南第一支队）。侵华日军第13军的报告里记录，新四军500人在8月15日之前进入了南京近郊龙潭地区，而在南京以东的高资和镇江城之间的地区，更是有约7000人的新四军部队。中国军队前所未有地接近南京城。

　　而据《新四军战史》记载，“江南第一支队（又称南京支队）在支队长陈雨田、政治委员张登(沙文汉)率领下渡江南下，攻克龙潭、栖霞山等地”。支队政治部主任方志明当天写下诗句：“指看南京中华门”“飞兵渡江栖霞山”反映这一史实。在冒雨从六合东沟南划子口连夜渡过长江，抵达南京城郊的路途中，沙文汉写了 《雨中行军》《夜渡长江》《夜袭龙潭》三首诗：“忽听炮声起未久,前军已拔入龙潭”。电影里日军耀武扬威刻字留念的中华门，此刻已经在中国军队的射程以内。南京，我们回来了。

　　面对兵临城下的新四军，冈村宁次在8月15日当天派出了三个代表，前往六合竹镇（此处有抗日民主政府）接洽受降事宜。而国军代表一周后才来到南京，可见国军主力距离南京有多远。但后来中央从全局出发，没有派新四军入南京，选择了放弃大城市，主攻乡村和东北。

　　其实，南京城外早就响起了复仇的枪声。南京大屠杀发生半年后，新四军已经进入南京周边活动。

　　1938年6月16日，新四军先遣支队在紧邻南京的句容下蜀镇完成破路任务后，于17日黎明在韦岗伏击由镇江至句容的日军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一部，击毙日军大尉、少佐各1人及士兵13人，伤10余人，击毁汽车4辆，取得了韦岗战斗的胜利。此役规模虽不大，但意义却很重大。它是江南新四军胜利的处女战。自南京失陷后，江南人民未见过中国军队，更未见过中国军队的胜利，附近居民看到新四军初到就打胜仗，欢欣鼓舞，一时聚集看胜利品者有数百人。“这一战斗的胜利，不仅奠定了我军进入江南战区的基础，而且开辟了胜利的先声。”它击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不仅打击了敌人的气焰，而且振奋了广大江南人民的抗战情绪，提高了胜利的信心。

　　同在6月，后来的开国少将罗维道带着一支化装小分队，偷袭了在南京外城麒麟门操练的日伪士兵，从1938年5月到1940年7月，新四军派出部队3次进攻南京城关，在市区各城门与日伪激战，并派人进入城内，贴标语抓汉奸，搅得敌伪心惊胆战，两次在全城实行大。

　　新四军在南京附近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作战，在1938年6—8月计3个月中，他们就进行了30余次战斗，取得了进攻下蜀车站、竹子岗伏击战和火攻新丰车站、新塘伏击战和陶吴、西善桥之役等多次战斗的胜利。八一三淞沪抗战一周年之际，新四军在“四县人民抗日自卫会”全力配合下，向日伪占据的句容城发起进攻，历时6小时战斗，击毙日军47人、伪维持会汉奸伪军60多人，摧毁了伪县政府，缴获甚多。这次战斗是新四军进入江南后首次集中一个团的兵力作战，也是首次攻下日军占领的县城。这一战役既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有力营造了江南的抗日局面，对敌后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更给南京之敌造成极大的威胁，使其陷入恐慌，不得不从前线调兵，加强了城镇据点的守备。

　　尽管日本进行了信息封锁，但是这些战斗的风声依然被南京城内的外国人传到了外界。

　　1938年7月12日，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留守处政务秘书许尔特尔在致汉口德国大使馆的报告中曾这样写道：“最近几天来，南京周边地区中国游击队的活动明显地越来越增多了。据住在栖霞山江南水泥厂的德国工程师京特博士上周末报告说，从江北来的一个较大的中国部队在龙潭那里越过了长江，他们是来和驻扎在沪宁铁路线上的日本部队作战的。本月9日下午，中国部队与日本部队在离南京几公里处的尧化门火车站附近发生了战事，在城里可以清楚地听到机关枪声与零星的炮声。前两天也听到了从不同方向传来的炮声和机关枪声。根据日本方面在《南京民报》上发表的报道称，那是对小股中国“匪徒”的清剿行动，但在中国居民中一再谣传说有几个师的中国军队重创了日本。

　　连上海都感受到了战斗的硝烟。英国记者杰·布鲁斯（J.Bruce）在1938年11月9日上海出版的《择报周刊》上著文《新四军三个月内与敌作战百余次》，其中记载：“听说江南的中国人民现在也渐渐地信任起新四军来了，原因是新四军常常和土匪及不抗日的游击队（变相的土匪）战斗，解决了人民的痛苦。新四军是不从他们的同胞身上派款式拉夫的，同时他们还尽力扶助抗日游击队的发展。新四军，那支名震江南的新四军，在成立后的三个月内，据说已经和敌人作战过一百多次了。可是因为他们和外界的消息不能灵通，所以在上海的人们就很不容易看到或听到他们的捷报。当我在新四军活动区域里从事考察的时候，曾经碰到该军的一位将领，承他的情，送给我一个关于战斗上的很宝贵的材料，这使我非常激动。”这进一步证实了“新四军每天都在打仗”。

　　档案数据表明，新四军在敌后沦陷区各地，平均每月战斗、破坏行动达43次之多，几乎每天都是在战斗、侦察、破坏当中度过的。特别是在日伪统治中心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作战行动，使日伪寝食难安，甚至惶惶不可终日。虽然这些战斗规模有限，但其频繁出击所给予敌人的军事与心理打击，是难以替代的。

　　中国人不是屠杀就可以吓倒的，一批中国军队失败了，被杀光了，另一批中国军队接着来。中国的枪杆子从未放弃过南京。

　　讽刺的是，8月15日日本投降当日，派驻南京的军统特务站长周镐奉命组织武装人员抓捕汉奸、控制日军，结果因为行动”过分爱国“、”过分抗日“，触动了大人物的利益，竟被南京的日军逮捕入狱。

　　1942年，汪伪政权通过各种渠道，加紧与蒋介石勾结。重庆方面由军统局负责与南京大汉奸周佛海联络。于是，周镐受军统局委派，携带电台到南京与周佛海接头，职务被晋升为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1943年，周镐又被汪伪政权委任为少将科长、苏北绥靖公署孙良诚总参议、无锡行政专员等职。

　　就在这一年，周镐意外地结识了地下党员徐楚光（1927年入党，1929年冬天打入军，1948年牺牲，潜伏十八年），为周镐后来的人生转折产生了直接影响。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1日，周镐在南京通过地下电台得到波茨坦公告的消息和重庆方面的指令，便开始秘密筹划接管南京日伪政权的工作。

　　8月14日，周镐被委任为“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总指挥。8月16日，南京指挥部成立。当天，周镐接管了日伪的报社、电台、财政部等重要机关，封存了银行、仓库，控制了宪兵队。至晚，又通宵不眠地在指挥部起草给冈村宁次的受降书、电台讲话稿、指挥部第一号布告以及审查第二天的报纸清样。

　　17日，南京市民手里出现了两张面目一新的报纸——《建国日报》和《复兴日报》，套红标题均为“胜利专号”，两报分别报道了军委会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成立及周镐在南京电台讲话的消息，还刊登了指挥部第一号布告。同时，周镐下令这一天全城，责令伪军警宪到指挥部报到听命，然后开始在城内搜捕汉奸。先后逮捕了汪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总队长鲍文沛、南京市市长周学昌等罪大恶极的汉奸。伪陆军部长肖叔萱因拒捕被毙，伪考试院院长陈群畏罪自杀。

　　这些正义之举，南京市民莫不为之拍手称快，然而却引起南京日伪军、政界的恐慌，因为周镐的行动直接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其他派系和日伪汉奸也趁机反扑。

　　重庆方面不断收到周镐“通共”、“贪污”等内容的报告，继而怀疑周镐与有联系，认为他“不听重庆指挥”、“有损于军统抗日政府形象”，于是鼓动日伪军来压制周镐。17日下午，驻南京的日伪军包围了周镐所在的指挥部，冈村宁次亲自出马，假意请周镐到日军司令部谈判受降事宜，等周镐进入日军司令部后，立即遭到软禁。就这样，周镐组织成立的“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只行使了两天的权力，就被迫瓦解。

　　随后，日军将周镐转交军统，被戴笠扣押在上海监狱八个月之久，直到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周镐才得以出狱。但此时的周镐已今非昔比，早被军统晾在了一边。眼见抗战胜利后，官员中有的加官进爵，有的发接收横财，有的成了红人，而自己则屡遭怀疑和拘捕，成了派系斗争的牺牲品，他越想越对万念俱灰。

　　1946年6月，周镐向徐楚光吐露了靠拢中国的愿望，得到采纳。从此，周镐开始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徐楚光根据周镐的有利条件，交给他搜集情报和对孙良诚、吴化文、张岚峰、郝鹏举等部进行策反的任务，从而瓦解敌军力量，配合我军战场攻势。周镐欣然接受了任务，并郑重地向徐楚光提出了加入中国的请求。

　　徐楚光根据周镐的表现和要求，立即将他的情况向中央华中分局领导人谭震林、邓子恢作了汇报。谭震林、邓子恢亲自签署了周镐任京(南京)、沪、徐、杭特派员的命令书，华中分局正式批准周镐为中国特别党员。

　　1948年末，被周镐说服“起义”的孙良诚叛变，出卖周镐。1949年春，周镐被敌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时年41岁。

　　当年周镐领导在南京抓捕汉奸的指挥部成员洪侠、刘夷、沈三北等人，有些早已是地下党员，有些后续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如白景丰于1945年8月参加了汪精卫座机“建国号”起义，在苏北解放区投奔了革命。

　　由于地下工作的复杂性，直到60年代，公开身份是“军统”少将的周镐才被追认为烈士。他的部分经历，融入了著名的电视剧《潜伏》主人公余则成中。

　　8月15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向靖国神社送去了贡品。讽刺的是，在日本国内，石破茂却被视为“自虐史观分子”，因为石破茂经常强调：“终战”和“战败”的用词区别，就是对二战的态度区别，石破茂还考虑发表二战80周年讲话。支持安倍的自民党议员们对于提出战后80年见解持否定态度。前经济安全保障相小林鹰之断言，“70年谈话就是一切”。

　　自民党的“日本尊严和国家利益守护会”呼吁称，“作为两次在国政选举中失败的首相，极其不合适，希望放弃”。对石破茂发表意见越是坚持，越遭到反对，辞职压力也就越大。

　　这一幕，恰恰和安倍扭扭捏捏的70年谈话一段话对应，安倍在描述日本发动战争的原委时，就写道“国内的政治体系无法加以阻止”，但并没有提及其理由。

　　石破茂强调：“如果不弄清为什么政府和议会没能阻止战争，就会重蹈覆辙”。当时唯军部马首是瞻的大政翼赞会推行了举国一致的政治。虽然时代不同，但与现在的民粹主义政治的氛围如出一辙。

　　在日本国内的压力下，石破茂放弃在“终战”（日本媒体几乎无人敢用“战败”二字）之日的8月15日前后发布讲话，而是将寻找合适时机。日本国内认为，虽然有可能选在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9月2日，但有被第二天举行抗战胜利纪念阅兵活动的中国“利用”的风险。

　　也有观点指出，如果将9月2日赋予意义，可能会给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后俄罗斯占据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的行为提供合法性借口。

　　中俄，是二战中主要的战胜国，中国更是日本兽行的主要对象，80年后的今天，日本连在815对着中国承认“战败”的勇气都没有，如果这么忌讳战败和中国的关系，又谈什么反思？抗战胜利80周年只是逗号，不是句号。

　　815当天，南京城外浴血抗战多年的新四军最终无法入城，城内的“军统”因抗日过于积极沦为阶下囚。战胜对于我们来说，过于沉重。南京这一幕也昭示着，中国要涅槃重生，还需要更多的铁与火。